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那是一个潜心研究悲剧的极好的年代。在这之前，我写诗，写散文，因为受同班同学的影响，也写小说。不过，我仅仅在《长江文艺》杂志上发表了短篇《人种》。《没有眼睛的面孔》被《上海文学》留用了两个月后退给了我。《上海文学》的退稿是我写作生涯的转折点。当时我处的时代是先锋主义盛行的时代，因此《没有眼睛的面孔》是按先锋文学操作方法写成的。《上海文学》是当时极具先锋意识的文学刊物，它先看中了《没有眼睛的面孔》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到9月份就退稿了。我记得编辑在我的回信中写下了“转向”之类的话。转向一般都是有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。但随后的后现代意识也刚好与那个时代重合了。这是一种巧合，也是时代的双重选择。可惜的是第二年我就毕业了，没有了图书馆，我的思想就像草地缺乏雨水。我竟然没有强烈意识到转向的问题。接下来十多年，我一直在先锋文学的边缘挣扎，无所作为，常常是一个文本翻来覆去改十多遍，结果还是垃圾。也就是说我从事了十多年的垃圾写作。2005年我接触到后现代哲学和文学，才幡然猛醒我一直在死胡同里原地踏步。其实后现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，可是我接触到它竟然晚了整整一个世纪。这样的生存是十分不幸而悲哀的，我不知自己离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如此遥远。现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1989年和1990年间，我用了些许时间做了一段时间的悲剧研究。